融資性貿易:大力支持亦應重視風險防范

發表時間:2020/3/20   來源:澎湃新聞   作者:胡嵐嵐
[導讀] 近期,我國經濟活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,作為“世界工廠”的供應鏈深受影響。在此背景下,中央明確提出“要支持外貿企業抓緊復工生產,加大貿易融資支持,充分發揮出口信用保險作用”。

近期,我國經濟活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,作為“世界工廠”的供應鏈深受影響。在此背景下,中央明確提出“要支持外貿企業抓緊復工生產,加大貿易融資支持,充分發揮出口信用保險作用”。可以預見,這將大大緩解貿易型企業的資金壓力,積極推進我國企業的生產復工。

但硬幣總有兩面,我們在積極鼓勵企業開展貿易融資的同時,相關的風險亦不能不重視防范。在司法實務中,融資性貿易合同糾紛十分多發,其中又以國有企業主體居多。因為該類合同兼具融資與貿易二性,實際操作形式復雜,真實目的隱晦。雖然2015年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》(下稱“民間借貸規定”)生效后,司法實務中對企業間借貸的合法性問題也不再持完全否定的態度,但實踐對于此類貿易的判斷認定依然較為模糊。

一、什么是融資性貿易

融資性貿易, 也稱“貿易型融資”,或貿易融資,是指企業間以貿易為名進行資金拆借或融資,在大宗商品領域較為常見,實務中以買賣型和增信型的融資性貿易最為常見。

買賣型融資性貿易,通常指企業間以訂立貿易合同并支付貨款或者服務款為形式,進行資金拆借的行為。

增信型融資性貿易,則是參與貿易的各方主體在商品及服務的價值交換中,以貨權、應收賬款等財產權益,并依托其他貿易手段、金融及擔保工具,實現短期融資或增持信用,進而增加貿易主體的現金流。

二、為什么要開展融資性貿易

(一)以貿易形式融資更為靈活

民營企業、中小企業常由于自身資質、資產規模有限、抗風險能力弱等因素,在各類金融機構中的授信額度往往不高,較難通過金融機構的渠道完全解決融資問題。并且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的實際申請過程中,還需要準備較多的材料,銀行審核也十分嚴格和耗時,因此對企業而言,融資難度大,周期長,而且融資的期限也較難根據企業實際需要進行靈活的配置。

相較于一般貸款而言,而融資性貿易則由于企業間在形式上采用了貿易的形式,因此限制條件較少,可以即時解決一些企業短期的融資需求。融資的期限也可根據合同的約定進行安排,也可以利用金融工具,如以信用證所載的付款期限,可以是90天,也可以是180天。

(二)企業間借貸存在一定司法障礙

長期以來,司法機關基于對監管難度、逾期風險和維護金融市場秩序的考量,禁止企業間的借貸行為。即便在《民間借貸規定》中,也明確了企業間資金拆借行為須為“經營”需要,其合法性方可得到司法認可。

(三)不影響企業負債,可擴大貿易量

銀行借貸常常是直接體現在財務報表中的負債項目下,而貿易性融資中的資金往來,可以掛資金往來賬目,從會計角度看表面上并沒有增加企業負債,有時還會增加企業營業收入、應收賬款等。企業在一定期限內的營業額或貿易額是銀行授信的重要參考指標。通過貿易性融資,企業可能出現大量資金的流入流出,表面上擴大了經營業績。

(四)標的貨物較少耗損。

由于貿易性融資的買方多數并非貨物的使用者,它們甚至不去實際提取貨物,以大宗貨物為例,交易過程中往往一直存放在倉庫,不產生實際物流和使用,因此除了自然折舊外,損耗較少。

值得一提的是:在融資性貿易的參與主體中,國有企業因為企業規模大,資產信譽高,獲得高額銀行貸款或授信額度的門檻低,因此,在不少案例中,都有民營企業通過一些變相途徑,與國有企業開展貿易性融資以達成其融資目的。

基于上述種種原因,時至今日,貿易性融資仍然是不少企業解決資金問題的重要備選方案之一。

三、融資性貿易糾紛的特點

在糾紛處理實務中,“循環買賣”類的糾紛可謂是最常見。實務中,此類糾紛的特點,常見以下共性:

(一)貿易結構模式化和融資主體重復性

審核此類交易合同時,常會發現,融資性貿易時常會在特定主體之間重復發生,各主體間簽訂的合同,無論是權利義務還是爭議解決的條款通常都十分簡單,例如僅具有標的物價款、數量、付款時間等基本因素,交貨方式一般約定為倉庫交貨或交付倉單提單。在循環買賣的各個主體間還會兩兩簽訂合同,但上下手間的合同往往格式一致、貨物相同、金額相同(在中間人賺取“通道費”等情形下,金額會略有不同)的特點,有時甚至連付款、交貨均同時完成。

(二)交易多有不合理之處

一般而言,低買高賣才有利潤產生,也是正常的貿易邏輯。


但在審查融資性貿易合同時,常會發現“平進平出”甚至“低賣高買”,這是因為企業簽訂這類合同的主要目的并非盈利,而是增加信用額度或做大營業額;如存在需要預付借款利息或支付手續費、其他成本的情形下,需要將這些費用計入合同金額,因此上下手間的合同貨款金額會存在不一致,當資金需求方最終“回購”(實際系償還借款)貨物時,因為包括了借款利息或手續費,也就會出現“低賣高買”。

此外,常常會有企業回購自身產品,例如鋼鐵制造企業購買本企業生產的成品鋼材的交易,石油煉化企業購買本企業生產的成品油的交易等。

(三)國有企業涉訴較多

無外乎如下原因:

一是國有企業自身信用及資金情況相比于民企較好,也容易獲得金融機構資金支持;

二是在國有企業以經營規模作為主要業績考核指標的驅動下,通常更關注其經營規模,開展融資性貿易能夠幫助企業“做量”,即便市場環境下行,仍能使企業在賬面上保持較好的業績,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營風險防控;

三是作為貿易標的的大宗商品,因其具有便于成為融資的標的及擔保物的特點,使得國有企業忽視了融資性貿易業務中的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。

(四)“走單、走票、不走貨”的交易空轉

在閉合的貿易環中,流動的始終只有買賣合同、倉單提單(“單”)以及發票等憑證(“票”),貨物并未發生實際交付和流轉,即“走單、走票、不走貨”的貿易形式。為了保證資金以貿易形式最終流向需要融資的企業,通常由需要融資一方控制上下游間的貿易關系,負責提供資金的企業一般不會直接參與、甚至不會關注貨物的采購、交付、檢驗及運輸等環節,對完整貿易鏈條缺乏了解,對資金和標的貨物均缺乏實際控制力,一旦爆發糾紛,權利難以保障。

四、國有企業開展融資性貿易的主要風險

(一)合規內控風險

國有企業的審計、內控、合規等對財務信息的相關性、可理解性以及可靠性要求更嚴格,而融資性資金常被企業掛在往來賬目上,而沒有在財務報告中披露該類資金,進而導致企業本身的財務情況、經營情況、資金流量等和報告中的融資規模、利潤構成、還債能力有出入。

(二)訴訟糾紛風險

正常情況下,資金需求方獲得資金,資金融出方獲得相應的利益,似乎互惠互利。但資金需求方一旦陷入困境,無法清償債務,資金融出方如訴諸法律,將會由于此類融資性貿易不具有貿易實質性,而被認定為以貿易為手段開展的企業間資金拆借,很可能被判相關合同無效,包括貿易合同、擔保合同等。

尤其在宏觀經濟形勢下行的情況下,貿易合作方的風險更會向提供融資性貿易支持的國企傳遞,鑒于此類業務會涉及較多的主體參加,法人人格混同,面臨訴訟時,國企追究賠償的難度會增大。

(三)舞弊瀆職風險

一般而言,國有企業設有年度考核指標,相關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營壓力,而民營中小企業往往以獲取資金為目標。在融資性貿易的實質和形式不一樣的情況下,資金的供求雙方均有機會進行舞弊通謀,比如資金的供應方控制了資金的總數目,到了年底的時候高價出售存貨給資金的需求方,而在年初進行回購,以此來掩飾企業年度經營上的虧損,虛假達到年度考核標準。

在開展融資性貿易業務過程中,有融資企業為達到融資目的,在缺乏真實交易背景的情況下,采用虛構貿易關系、偽造、虛開貨權憑證等不法手段,從銀行或國有企業騙取資金并挪作他用。而金融機構為完成信貸指標、國有企業基于經營壓力,常常存在業務人員審單不嚴、違規操作,甚至相互勾結,套取信貸等情形,一旦這些企業出現資金風險,其中或存在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瀆職、行賄受賄等犯罪風險。

(四)虛開增值稅發票、合同詐騙等刑事風險

國企作為資金提供一方時,由于上下游客戶都由他人控制,上下游客戶之間有時還存在關聯關系,很多貿易事實上不存在真實性,在交易環節中如果開具了增值稅專用發票,那么按照現行刑法規定,即便國有企業照章納稅,無真實貿易的依然屬于虛開增值稅發票范疇,且開票方、受票方均存在刑事風險。同時,在虛假融資貿易案件中,經常伴隨著融資企業通過虛構交易關系、偽造貨權憑證等手段,實施合同詐騙、集資詐騙等犯罪行為,或存在合同詐騙等風險。

(五)國有資產損失責任風險

雖然有的國有企業也會對貿易合作方進行審查,形式上要求關聯企業提供了信用擔保,但有時審查往往不盡完善,留有隱患;而且在融資性貿易的交易結構下,國有企業沒有貨物控制權,資金融出后,錢貨均難以掌握在其監管能力范圍內,一旦擔保不到位,資金損失的風險隱患不言而喻。還有不少交易中,貿易方在境外,更是難以追究責任,進而形成國有企業的巨大應收賬款及債務風險。

(六)中央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風險

對于中央企業而言,《中央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實施辦法(試行)》(國資委第37號令)更是明確了以下情形要追究責任:違反規定開展融資性貿易業務或“空轉”“走單”等虛假貿易業務;違反規定提供賒銷信用、資質、擔保或預付款項,利用業務預付或物資交易等方式變相融資或投資。

(作者胡嵐嵐為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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